语录 | 《新闻记者》202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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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12期

至少在形式上，对于一个社会、国家来说，新闻世界的形象是由所有新闻活动主体共同建构塑造的，所有社会主体不仅是社会共同体，也是新闻共同体。各种新闻能力主体的相互配合、有机结合、集体聚合，形成社会、国家的整体新闻能力结构、质量和水平，决定着社会、国家的整体新闻生产、传播、信任、影响能力。一个社会、国家的新闻环境、新闻图景如何，取决于整个社会、国家的新闻能力。有什么样的新闻生产传播、新闻管理治理、新闻消费运用能力，就会造就出什么样的新闻局面、新闻景象。（杨保军）

姿态是人类从动物走向人类的桥梁，通过将身体作为表意的符号，人类开始了意义的生产。从身体的姿态，演变成米德所说的有声姿态（类语言表达），最后再到语言。姿态在完成其功能后，退居幕后，成为语言的附属物，甚至有被身体的科学解释所取代的危险。但是媒介研究者威廉· 弗卢塞尔独具慧眼，从姿态的源始性中看到了姿态对于建构传播理论以及理解人的在世存有的重要价值，并将它发展成为一个理解人类行动的元理论或者方法论。（刘海龙）

技术深度参与新闻生产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技术的功能、技术创作的内容是否符合职业要求，而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相较于以往的技术发生了质变。在算法新闻中，人类不再是唯一的道德主体，人工智能赋予算法以道德代理权（Dörr & Hollnbuchner，2017）。长久以来新闻伦理研究中“技术”始终作为“工具”而存在，“人”是新闻伦理研究的唯一责任主体。这一认识随着算法、人工智能与新闻写作软件等新闻自动化技术的出现彻底改变。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技术的本质，重新理解人与机器、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面对这一新问题，作为哲学研究子领域的新闻伦理学与探索“技术本质”的技术哲学交汇，开拓出以技术哲学为指导，重新思考“技术的本质”，强调新闻对人类负责的全新视域，即技术伦理研究。（李秀云 李韩旭）

秉持“存活优先”的观念，地方平台通过在地关系、人情和熟人社会，深度嵌入代驾平台的市场竞争，这些小平台在留下一些技术缝隙的同时，也给予劳动者发挥自身能动性和自由度的空间。对比主流平台对于数据的收集与积累和越来越复杂、不断升级的平台算法控制时，我们不得不反思地方平台化的进程，这种去系统化、嵌入且依托地方社会肌理的运行模式带给我们对于平台化新的认知——一种非技术中心的进路，同时接合了地方社会关系和劳动者主体性的组织形式开始涌现。（孙萍 王从健 关一诺）

“普通粉丝”概念在西方语境下更多基于文化研究范式，倾向于将粉丝行为动机归因于个体保守的媒介选择，而忽视了粉丝与饭圈经济、文化规范之间的权力关系。相比之下，“白嫖”在中国语境下被置于一种不平等的饭圈权力关系之中。粉丝不愿参与到饭圈的集体行动中，并非仅仅因其媒介使用的偏好，还与偶像产业在中国的高度资本化及情感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有关。“白嫖”往往由于对文化工业的许诺（如偶像出道）不信任，过度的数字劳动而导致的社交媒体倦怠，或者无法负担起经济上的过度消费，以及关系冲突带来的群体压力，而选择游走于饭圈之外。在资本化的结构权力下，他们并非顺从“大粉”，接受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展示出对追星文化和粉丝经济的批判和反思。这意味着，由平台资本与娱乐资本共同划定的饭圈规范并非是唯一的选择，粉丝群体在探索“另一种可能性”。（李诗彤）

作为推力源，社交焦虑显著正向影响用户的网络社交迁徙意愿，社交疲劳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作为拉力源，用户的在线隐匿感知显著负向影响网络社交迁徙意愿，社交安全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作为锚定源，社会网络调节着社交焦虑对网络社交迁徙意愿的影响。具体而言，与弱关系社会网络相比，强关系社会网络更显著地增强了社交焦虑对网络社交迁徙意愿的影响。这是因为强关系社交媒体是基于现实中复杂且高度混同的熟人关系而建构的，关系密度集中的强关系社交空间会聚焦看客目光，显著放大社交焦虑，使用户感到自己的私域空间时刻处在他者的审视之中，仿若置身于数字监狱不得自由；相比之下，弱关系社交媒体则是建立在线上同质化、疏离化的虚拟关系基础上的，关系密度较为松散的弱关系社交空间，能够有效分散与遮蔽看客目光，降低社交焦虑。（刘鸣筝 王硕）

节选自最新一期《新闻记者》，阅读原文及引用请参看《新闻记者》2024年第12期对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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